《汉娜·阿伦特》解说文案_《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是人类最本质的现实之一

作者:吾爱影人

德国| 卢森堡| 法国传记/剧情电影《汉娜·阿伦特》,于2013年上映,由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导演,PamKatz 玛格雷特·冯·特洛塔编剧,影片讲述了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现了分歧。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急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汉娜·阿伦特,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以海德格尔最喜欢的学生兼情人而知名,事实上,她的哲学思想对于20世纪思想界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至今没理清专制、极权、文革等历史遗产的当下,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多读书、思考,通过一系列国内外卓越的思想家的著作来联系历史真相,重估当前时代价值观,才能进行和解与发展。《汉娜·阿伦特》由德国新电影运动代表人物、资深电影人玛格丽特·冯·特洛塔导演、帕梅拉·卡茨、玛格雷特·冯·特洛塔联合编剧,全女班的豪华阵容,将难以用影像表达的哲学家之思诠释的相对来说富有一般性的吸引力。《汉娜·阿伦特》讲述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裔美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生平,特别以其担任《纽约客》特约记者到以色列报道对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审判全程为重点,她得出“平庸的恶”之重要论断,此后以《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为题出版专著,知识界迅速做出争议性反响,不啻于汉娜·阿伦特人生中遭遇的第三次流放,前两次分别是纳粹上台之后从德国出走、法国投降之后被关押。这本身又是“平庸的恶”,很多已经通过在漫长的学术生涯证明自己在学术共同体地位的精英们不假思索攻讦她,认为她玷污了犹太人领袖、指责犹太人并为纳粹分子辩护。事实上,汉娜并非为纳粹分子辩护,而是以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来揭示“平庸的恶”是人类最本质的现实之一。我们阅读、观赏各种文本,终极意义在于找出真相并对现实和未来有所助益,《汉娜·阿伦特》反应的历史和真相,都有着太多层面,必须进行一再的讨论,否则直接的移栽,简单也容易导致极端事件发生。汉娜·阿伦特对于“思考”的推崇,是我们应该必须学习的,正如烟不离手的她,在课堂上为自己的辩护词:“思考,就像是在最安静的时候面对自己;思考,并不能让你获得更多知识,却能够让你区别黑与白,美与丑。思考有以挽救你与绝境的力量。” 汉娜·阿伦特作为马丁·海德格尔、卡尔·雅斯贝尔斯两位大神级哲学家的优秀学生,对玻璃笼子里的阿道夫·艾希曼有着哲学层级的审视与思考,提出艾希曼所犯的罪不是对犹太人犯罪,而是对人类犯罪;如果将对艾希曼的审判视为反犹太人的象征来审判,将造成误导而导致掩盖纳粹的罪行。同时,她又提出正是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领袖的消极合作导致了犹太人更多的死亡,从集中营逃亡出的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便描写了犹太人领袖提供名单的过程。从纳粹上台后,汉娜·阿伦特身为犹太人身份被迫流亡巴黎,而在维希政府投降之后,无国籍难民汉娜被扣押,后与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被与海明威同为行动家的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帮助逃亡美国,最终于五十年代加入美国籍,并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片详细追溯汉娜·阿伦特的思想演变及与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暧昧关系,与诗人、哲学家丈夫布吕赫的相濡以沫、精神激荡,精确还原了1960年代的时代精神环境特征。曾获戛纳与威尼斯双料影后的德国女星芭芭拉·苏科瓦神形兼备地演绎了汉娜·阿伦特,是为其职业生涯中一次伟大的表演。  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晋升中校,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将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方受审。艾希曼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有罪并被判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汉娜·阿伦特对于艾希曼的理解和同情,是首先建立在认可其在法庭之上的“庸俗”而“僵化”的发言和辩护,艾希曼以服从为天职,对于希特勒的忠诚作为屠杀犹太人的法律,他只是执行了作为行政职务的任务,根据计划并完成它。阿伦特断定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她再次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问题在于纳粹通过使用新的“语言规则”来解说他们的反常行为(我们也可以联想到20世纪众多大名鼎鼎的词汇,从红卫兵到星宿派都喜欢大声呐喊):“灭绝”、“杀掉”、“消灭”都由“最终解决”、“疏散”、“特殊处理”来表达。以上也是电影要充分表达的历史现场,事实上,我们通过其他旁证可以得知,艾希曼并非如此无知。与希特勒同名的阿道夫·艾希曼,虽然被美军俘虏,但是成功逃逸并躲过了纽伦堡大审判,1960年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在阿根廷秘密绑架。 汉娜·阿伦特遭到犹太人和学术界激烈反弹的观点,便是宣称德国和波兰的“犹太委员会”与纳粹串通一气大规模谋杀自己人。他们帮助纳粹集合受害人,没收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车。阿伦特写道,如果没有这些犹太领导人,“会出现骚乱和很多痛苦,但是受害者的总人数很难达到450万至600万”。她补充说,“对犹太人来说,犹太领导者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的故事里最黑暗的一章。”因为这些观点,阿伦特被嘲弄为一个憎恨本族人的犹太人。反诽谤联盟发出信件,敦促拉比们在赎罪日谴责她。犹太团体付钱让研究者们仔细找出她书中的错误。她的一些最亲近的朋友从此以后很多年,甚至一辈子,都没再跟她说过话。同样,作为有着无数历史资料的中国,我们可以轻易从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等诸多名人身上,得出一些相应的判断。当然,这样是1949年之后新政权一再对群众、党员、干部进行审查的动机之一,对具体的个人进行“客观”、“全面”而“真实”的厘清,当然一再过度,并发展到身为党和国家接班人的刘少奇都“成为”工贼、叛徒和内奸,就是另外一个象限内的神奇历史了。 《炎黄春秋》上,终于有人为文革中的不义行径而进行道歉,这也是过去诸多媒体和名人呼吁之后的首例。诗人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战后的反思:“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雅斯贝尔斯从哲学的角度对每一个人发出了质问,意即在一场民族性的黑暗面前,光审判几个艾希曼是不够的,只有每个人都完成一次内心的审判之后,民族精神的救治才可能有效,因为在那场劫难里,许多人都用赞成或沉默投了纳粹一票。正是因为此,汉娜·阿伦特的老师相对认可了她的观点。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和对所有人都有罪的观点,本身也是对其老师和情人海德格尔的开脱。稍微八卦一些,18岁的汉娜·阿伦特遇到马丁·海德格尔,35岁的哲学家即将完成杰出的存在主义著作《存在与时间》,遇到了犹太女大一新生,然后就婚外恋了,开房的哲学家也是急不可耐。 汉娜·阿伦特如果作为历史学家,是不及格的,艾希曼并非“一个小丑”,他本人对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有着相对清晰的判断。必须指出,《汉娜·阿伦特》电影采用了剪辑之后的庭审片段,并以安娜·阿伦特的眼光和立场来表达那段法律审判历史。安娜·阿伦特看错了、轻信了艾希曼,然而以哲学家的身份却揭发出人类社会中更大的真相:“平庸的恶是指极权主义下或者说现代官僚体制中的个体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即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而变成了官僚行政体系中一只被驱动的齿轮。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极权主义下或者说官僚体制中的个人为什么会丧失思考的能力?”换句话说,个体只关心在体制内的工作业绩,被上司赏识、获得社会或小圈子认可,通过绩效考核维持职位或升职就成为工作最大的动力,其行为动机源自于此。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们就很能明白为什么城管普遍性的成为不受欢迎者,道德、情理和习惯法完全失效,因为良心并不管用,回报难以从良心发现而获得。也能够理解在很多极权主义国家,国家暴力机器会对民众下手,作为机器的齿轮获得了良心豁免权从而可以借着对领袖、主义、理想的“效忠”,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更不用说,那些在空调房里,通过计算机来完成远程打击的鼠标键盘操作员们的恶,他们是如何就相信被他们杀戮的人类和文字都是必须予以删除的呢?与极权主义社会相比,官僚主义是当前中国人所难以避免接触的现实处境,权力机器在运行时面对不同阶层和关系的事件是完全不同指数量级和方向的差异,在必要的高层干预或制度改革之前,很多人在很多事情上要面对卡夫卡笔下K一样的遭遇,《城堡》里的K永远难以进入城堡,许多人想为孩子办个出生证而辗转于夫妻双方户口所在地、高校所在城市、工作地等派出所、计划单位和居委会等等,跑断了腿也未必能搞成,搞成了也照样搞不明白流程,而实际上权贵人士随便生几个都没问题。 汉娜·阿伦特坚持,审判的目的并不是暴力或者复仇,而应该是伸张人类社会普遍性的正义。尽管她本人也遭受过纳粹时代的痛苦,但她仍然坚持将这个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以尽量客观的视角加以评判。同时,她对“思考”这件事的执着,也得出了艾希曼“不假思索而执行”本身亦是一种罪的观点。冷战即将结束之时,东德人越过柏林墙成为逃亡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守卫柏林墙的战士们就出现了两种区别,一种是忠于职守,一种是将枪口抬高一厘米,而前者则在德国统一之后被审判,原因便是“不假思索而执行”本身就是一种恶。汉娜·阿伦特看到了现代人的无思想性——丧失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是一种很可悲同时又是一种很可怕的症状,如何根治这种“现代病”成为阿伦特晚年回归哲学思辨的重要问题。《汉娜·阿伦特》中,她在拒绝学校劝其辞职的提议之后,面对满堂的学生进行了激情演说,声明“要想赢得,必须争取”。赢得生存机会、荣誉和尊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如此——这也是应对平庸的恶的方法。知行结合,说起来易,做起来难,然而也必须如此,才能完整。但是,成功学的泛滥,一旦与平庸的恶结合,绝对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SARS。汉娜·阿伦特思考的问题,是对自干五产生系统的彻底否定,但我们不自觉就走到乔治·奥威尔更无法自拔的困境。如今我们的世界又生活在乔治·奥威尔笔下,《1984》中的老大哥的铁幕通过棱镜等计划实现,而《动物庄园》早就是我们在现实的遭际。乔治·奥威尔与汉娜·阿伦特对于现实世界的思考,最重要的中间桥梁就是语言的腐败。(搜狐特约上海电影节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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