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解说文案_历史的地质学

作者：吾爱影人

德国| 卢森堡| 法国传记/剧情电影《汉娜·阿伦特》，于2013年上映，由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导演，PamKatz 玛格雷特·冯·特洛塔编剧，影片讲述了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现了分歧。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急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这些笔记是戴锦华老师在观看影片《汉娜·阿伦特》之后与观众们交流的记录。她用地质学来比喻历史，真正“页岩状”层次分明的历史是罕见的。大屠杀、犹太复国主义、对历史的审判、乃至冷战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重叠的地质学。如何去发掘尘埃之下的化石，如何去回答这段历史？不仅要求我们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而且要求我们有汉娜·阿伦特式的勇气，要求我们有反审思考的逻辑，以及思考逻辑的自觉。 【关于电影】 “对于了解汉娜·阿伦特的人而言，这部电影并非合格的关于汉娜的传记。人们或许更希望看到关于她和海德格尔的绯闻揭秘。” “导演刻意选取的角度：以闺蜜们的闲谈进入，并非常凸显汉娜与丈夫之间的深情，非常凸显在丈夫生活当中显然有一个暧昧的女性角色叫‘夏洛特’。她非常微妙地勾勒了汉娜·阿伦特的睿智和她的深情，她设置了库尔特（汉娜口中的‘亲人’）、汉斯（同门，并对汉娜抱着始终如一的深情）……她设置了一组包围着汉娜·阿伦特的人物关系来给汉娜·阿伦特以一个丰富的、情感性的、性别化的形象，这本身已经构成了对历史、社会、主流所想像，所勾勒，所判决的阿伦特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便是导演的叙事策略。” “这部电影采取了相对来说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段。” “序幕之后，从丢在地下仍然亮着的手电筒切到打火机的火光，然后看到汉娜·阿伦特点燃了她手中的烟，但是这个动作本身构成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突现光亮，突现阿伦特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汉娜·阿伦特开始阅读几千页的法庭审判资料的时候，她的脸经常处于半明半暗之中，导演甚至刻意使用了一个几乎完全在黑暗当中的场景——有点过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就没办法阅读了——导演用她自己的修辞手段让我们看到汉娜如何在黑暗中摸索。” “当她开始言说她的结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她的脸始终在光明之中，实在不能避免时，她的脸的上半部——她的眼睛，也始终处于光明之中。导演用贯穿全片的视觉语言，来表现一个有勇气的思想者如何去追求真理、言说真理并且坚持真理。” “导演有意识地剪入了一小部分历史镜头——但是也做了一些黑白的——有艾希曼的场景全部是历史镜头。我本人，说实话就觉得艾希曼的形象非常猥琐、肮脏、龌龊，汉娜·阿伦特面对这样的形象，指认出的是‘平庸’，而不是撒旦的暴行，只是最一般的现代社会的法律概念、公民意识和职业伦理，只是发生在一个国家机器整体成为杀人机器的时代，那么，‘十诫’就不起作用了。” “在那场面对学生的演讲中，汉娜·阿伦特重复了一个东西，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和前面的段落相互呼应，显然不是她的真知灼见，她又回到了海德格尔，她说，‘思考’。” 【关于平庸之恶】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一种诱惑：即将汉娜·阿伦特复杂的思想简化——‘平庸之恶’很可能成为一种滥调，一种修辞，一种可以非常轻松使用的惯用语。” “当你把暴力的制造者想像成靡菲斯特的时候，你把他‘异己化’了，你把他‘他者化’了，你把他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赶到一个不存在的乌有之乡去。” 【关于汉娜·阿伦特】 “纪录片中的汉娜·阿伦特要男性化得多，要强有力得多，这部电影显然是极度地柔化她了。导演所有的叙事手段，都在朝向这种努力，即对抗在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世界中关于一个以傲慢著称的女性哲学家的想像。与苏珊·桑塔格和西蒙·波伏娃不同，汉娜·阿伦特的作品并不涉及性别，当然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显然又是考虑了男权评价系统。” “她是以‘勇气’而著称的，她的敌对者对于这个‘勇气’的评价是‘no feeling’——无情。没有感情、自负、傲慢，汉娜·阿伦特作为一个女性的思想家是以这样的形象留存在不是哲学史，不是思想史，而是大众文化史当中。” “在战后，所谓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汉娜·阿伦特因为这几篇文章被客气地要求辞职。” “汉娜的主动请缨，本身是一个人们直面‘深渊’的时刻。但是，当她走近了‘深渊’，凝视着‘深渊’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深渊’。” “在我们面对这种骇人听闻的‘人类针对人类’的暴行当中，我们一定想像，其中必有‘邪恶’，有‘情感’，有“选择”，有巨大的‘阴谋’。可是在艾希曼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个‘nobody’，一个小人物，什么都没有。我们发现了一个没有任何思想能力的‘人’，这个曾经被历史指派去承担一段罪恶历史的人，在法庭上发誓讲真话，一如在之前他发誓效忠元首。 汉娜·阿伦特的伟大在于，在我们想像的‘邪恶’面前，她只发现了‘平庸’。但是她向我们揭示的其实是更恐怖的事实：即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地狱来的使者。” “我上一次关注von Trotta（导演）的时候是她拍摄了德国历史上另一个伟大的女性——罗莎·卢森堡——二十世纪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行动者。在那个时候我也非常了解这位导演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底色和她清晰的欧洲新左派的政治立场。因此，我不能理解为何影片中汉娜在谈及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时毫无反讽地说‘paradise’。我也感到惊讶，惊讶于她竟然选择了汉娜·阿伦特作为下一个伟大的德国女性。” “在我看完之后，我意识到与其说是von Trotta选择了汉娜·阿伦特，不如说是她选择了汉娜的一个生命时刻——也就是她发现了著名的‘平庸之恶’的时刻。这个时刻特殊在哪里？不是说思想家面对历史，也不是说人面对创伤，也不是抽象地讨论人类凝视深渊而不晕眩、不逃避的勇气，这个时刻是汉娜·阿伦特作为犹太人，一个德国犹太人，一个离死亡一步之遥的德国犹太人，如何去面对纳粹暴行。 这个历史时刻是正义的复仇者，同时也是胜利者，去惩罚与审判失败者的时刻。这个文化情境，即胜利者终于赢得了话语权，胜利者终于可以去声明自己的正义和敌人的邪恶，但更重要的是胜利者终于有机会讲出自己受害的故事。而自己的受害已经先在地成为了自己的正义的绝对支撑。而汉娜·阿伦特，在这样一个位置上，超越了这个逻辑。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受害经历而被‘异己’情感所蒙蔽，没有陷入到正义复仇的狂怒或者无穷无尽的自怜之中。” “这个时刻让汉娜·阿伦特成为二十世纪的思想伟人，也启示着我们胜利者的逻辑、绝对、俯瞰，以及胜利者曾经作为受害者的事实，是不是就足够让我们看清历史？” 【关于二十世纪】 “关于大屠杀、种族灭绝、集中营、纳粹主义的兴起……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创伤，不可能治愈的创伤……这是现代文明最深重的，我们难以面对的‘深渊’。”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作为同一种极权主义予以讨论。你可以说汉娜·阿伦特同样超越了一个东西，即冷战的分界线，超越了冷战的意识形态对立，但同时也抽去了冷战的真实历史。这种等量齐观，使我们容易把二十世纪的社会暴行与有着极权主义特征的政治悲剧一言以蔽之，使我们容易在法西斯的人类公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画上等号。这是我和汉娜·阿伦特之间的隔膜。这不能简单归咎于汉娜·阿伦特，而是大众文化对于汉娜·阿伦特复杂思想的简化所致。” “现代主义逻辑制造了法西斯本身。如果我们特立独行，如果我们有思考能力，如果我们真的是独立的、自主的、自足的个人，暴力就不会发生吗？讽刺的是艾希曼正是坚持自己作为一个个人，一直强调个人和权力机器之间的关系。” “导演极其用心地处理了汉娜·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师生恋的关系，尤其是他们战后相遇的场景。海德格尔称自己像一个小男孩一样不懂政治。而事实上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和法西斯主义的连接，仍是二十世纪尚未被清理的历史债务。更形而下地说，我们怎么解释，海德格尔，一个‘思想之王’，一个以思考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依据的思想家，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苟合？？？所以，我们该用什么语言去宣判海德格尔，去解释纳粹的真正的思想家们……？ 在文革时期，我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时，我极端唯心地钦佩了戈培尔。因为他在行将战败时说：‘我们不能战败，一定不能战败，我们只有打赢了，才有机会向世界解释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个法西斯狂徒，他真的了解历史，真的了解权力的逻辑，他真的明白历史就是胜利者的自白。 所以纳粹主义的被审判，不是因为其暴行与残酷，而是非常幸运，在历史上，这一次正义战胜了邪恶。 所以这部电影尽管富有历史感，有历史深度和现实意义，但是同时携带着一个悖论。” 【关于观影】 “当海因里希说，‘不会因为几篇文章而被放逐’，大家就笑了——二十世纪因为几篇杂志文章而被放逐的事情还少吗？” “大家笑得很会心，我很高兴，也感到遗憾。（对于那些所谓的“笑点”，我想是因为）我们进入到了影片采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在书写一个女性思想者的传记的有意为之。” ——“尽管人类多情而健忘，但历史感的缺失，仍是今天世界的一个极大的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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