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解说文案_风暴里那辽阔的传奇——评《黄金时代》

作者：吾爱影人

中国| 中国香港传记/剧情/爱情电影《黄金时代》，于2014年上映，由许鞍华导演，李樯编剧，影片讲述了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代，一群年轻人经历了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自由地追求梦想与爱情，有人在流离中刻骨求爱，有人在抗争中企盼家国未来……萧红，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一路流亡，从北方到南方，从哈尔滨到香港，一边躲避战乱，一边经历着令人唏嘘又痛彻心扉的爱情与人生。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在她笔下穿透纸背，她的人生亦是如此。。
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我感到阵阵来风，我必须承受；我认出了风暴，并像大海一样激荡。我招展自身又坠入自身，并挣脱自身，孑然孤立。于巨大的风暴中。——里尔克的诗《预感》，绿原译本。《黄金时代》是一部寂寞的电影，也是一部苍凉的电影，因为女主角萧红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并不醒目的名字，虽然萧红位列“民国四大才女”，但她依然被草率忽略了。在中国金秋的十月里，携带三个小时片长的关于她的电影显得落寞而不合时宜，它跟它的女主人公一样在现有时空中显得局促不安，难以寻觅归宿和知己。萧红不属于她的当下，萧红却又是由她的当下锻造出来的，冷酷漂泊的生活塑造了萧红，成就了她气势磅礴独树一帜的文学造诣，文章“英武”，充满天赋，人却凄惨悲凉，病缠一生。她的心志具备了顶尖的才华，已看到人生顶端那开阔摄人的风景，但她的女性之躯却始终被男性社会和传统婚恋缠缚，绞杀，否定，离弃。萧红没有张爱玲的聪明和独立，张爱玲从一开始就觉察到了女性生活的暗哑无奈之处；张爱玲生养在冷酷的大家庭，她很早觉悟到感情的荒芜和伪劣，她只谈过一次像样的恋爱，就逃之夭夭，终生远离红尘世界；萧红却忘记逃跑，因为她早年受到长辈爱怜，始终相信情感生活，她任由两性间看不见的误解和战争一次次剥削倾轧，瘦弱的她始终在怀孕，难产，生育又弃养，她倾慕凡间生活却不得，她精彩丰沛的才华受到丈夫萧军的妒忌和排挤。但萧红又比张爱玲幸运，因为她没有胡兰成那样汉奸般圆滑造作的情侣，她的爱人们都还算得体，在她死前对她照顾；在她死后，对她没有过多的消费和非议。即使爱人伤害她，抛弃她，她也与他们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她最健康快乐的年月就跟他们一起漫度；即使这时代最终吞噬了她，害她悲怆地死去，它也依旧是她的黄金时代。感谢你给予我们尊严由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跨度了萧红整个人生，关于这位神秘，不谙世事又在政治嗅觉上相当敏锐，时刻注意躲避风暴的女作家，她终身的爱恋，失败和颠沛流离，孤独境遇中个人的绝望和抒怀，因为许鞍华淡然沉稳的一贯运镜，镜头上无缝的衔接和民国风格的调度布景都相当自然顺承，流畅写意，显示了深厚自信的导演功力。许鞍华镜像语言的最大特征就是幻化激烈于平凡。不论多么轰轰烈烈，撕心裂肺，都可以用平凡的语调来完成叙事，不沉迷于情感叙事，点到即止，简略自信。只有导演个人的人生境界达到一定高度，才能完成如此平静的动作，堪称一绝。萧红应庆幸遇见了许鞍华这位女导演，正是许鞍华在人生境遇中一贯宽容恬淡的态度赋予了萧红，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绯闻始终多于作品口碑的女作家以珍贵的尊严和大方。作为观众，我庆幸萧红没有以哀怨，一味沉迷于爱情中的片面形象示人；相反，萧红深情，并况味这深情中的苦涩与孤独；萧红才笔纵横，她懂得站在更高的位置上；萧红被众人拥戴，被文坛领袖庇护，但她必须独自经过自我命运的那条暗河；萧红自知脆弱，但她却在写作中寻求慰藉和永恒。正因为萧红觉察出了风暴的变化无常，她成为在当时民国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时局背景下，极少数能保持沉默和警惕的作家，也正是这种警觉和距离，促进了她创作的封闭和文字生命力脱离时代背景的持续，她写出来的东西不属于战斗文学，也不属于政治宣言，她写出了人生永远的经历和感概，虽然在当时被忽略，但却一直存活在文学记忆中，成为文学最深最美的强劲脉搏。许鞍华个人的学养和风度，令萧红和她所认识的那些同样伟大并不朽的女作家一样，不论她们是相互知己，还是并不认同，都珍重彼此，没有女性之间常见的那种低劣的倾轧和贬低。即使萧红发现萧军有外遇，她也照旧神色如常，与情敌们平静相处。这里面不是遗忘和忽略，而是她记住了自己的尊严，她应该有的境界和自制，她的修养。许鞍华令她从一个被弃的怨妇变成了在生命战火中骁勇前进的英雄。萧红在绝境中欢乐，在孤独中挣扎，在寒夜里写作，在窗口张望，独自躺在茫雾的河畔，当她拦住萧军时，她并没有哀求，她说的是：“我只想有个安安稳稳的环境，好让我写作！”她不再是失语、任人摆弄的女性庸常假面，而是生动，主动，决然的女子，她拥有了更多表达自己的自由。尊严恐怕才是艺术家们追求的底线。女性不仅拥有爱情，还有理想，追求和向往。聂绀弩在电影里语重心长地对沉浸于爱情伤逝中的萧红说：“萧红，你是写过《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作家，你应该多想想你在文坛上的地位，你要往上飞”。在生活的失意和爱情不间断的周折中，女性应该拥有更广阔的胸襟和更开阔的视野，她们要懂得珍惜自己的才华，从不幸中提炼感悟，注意自己的长处，她们本应属于更高远的天空。虽然在电影的前半部分大量使用了旁白和由他人转述的方式（不得不承认，这种真面镜头的旁边和转述很文艺却又伤戏，不断把人从戏剧空间中抽离出来，面向直接的叙述和坦白；但却不乏是一种有效和精炼的描述形式，基本完整再现了萧红在各个时期的状态和境遇）。正是这种奇特且结构精致的叙事方式，完好而谨慎地还原了萧红的生活，她起初的创作、若干精髓的语句乃至她生命中那些转瞬即逝的花火。她个人生活的不幸和她独具的，无畏而真率的魅力。旁述者们对她充满崇拜和敬重。在他们眼里，她仿佛是一件不小心被打破的瓷器，他们自愿追溯她盛时炫目的光彩，慕读她精力充沛，感情张弛有力的著作，也竭力在她各个时期照顾她，保护她；当萧红的生命热力开始消散，遁入消极荒芜的精神旷野时，他们却像接力赛一样，一再也一如既往努力支持着她，鼓励她在混沌中前行。参破幻像的人——鲁迅鲁迅曾在雨夜，对萧红伤感地说过这样的话：最致命的伤害不来自敌人，而源于自我阵营中的背叛，这才是最大的伤害。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生病，是在生病和骂人中度过的，我活着不是为了我爱的人，竟是为了我的敌人。而对于所谓美满的家庭，鲁迅清淡地说：孩子这种东西嘛，偶然看看还可以，可真正养着相处起来，烦得很。寥寥数言，鲁迅就参破了很多人生热闹幻象，也验证了鲁迅不仅是文学巨匠，他也是充满哲思的思考家。他看得如此犀利和透彻，很难成为一个幸福的人。萧红也追随各种幻象，她也渐知这都是短暂的幻觉。萧红和鲁迅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人生体悟上都有趋同的意志和倾向，这是他们相逢相知的原因。鲁迅是一名智者，时代的先锋，当时是，现在也是。他思辨而犀利的入世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避世的萧红，令她嗅到风暴；也照旧提点了身在俗世，倍感迷茫的我们，点明了人真实而基本的处境。如果说鲁迅经常被文人所伤，那对于萧红来说，她从自我阵营中得到的帮助却比伤害要远远的多。她说自己没有朋友，朋友都是萧军的，但她却终身都跟朋友互连，这些朋友都变成了她的，一生注视和陪伴她。精神崩溃时她是由鲁迅牵头，送往日本休养；难产时是朋友日夜点灯前来访问；在被轮番轰炸，一席草席栖身的街头，萧红自暴自弃，挺着孕肚抽着烟带着朋友去吃冰，找的钱她都不要了，说要钱有什么用。也是只有一面之缘的蒋锡金尾随左右，到处奔波给她借了150块钱，郑重给她要她拿钱逃命，要她活下去。这份共患难的友谊，令一向高傲，不愿意低头的萧红也在破席上含泪，促使了她又一次的远征。萧红怎么看待自己的时代呢，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深刻地描述着贫穷，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民国的三四十年代备受煎熬和流离，战火纷飞，时局更迭，每个人都没有家，没有归宿，没法好好写作。但诡异并值得人玩味的是，这个硝烟弥漫，哭嚎遍野的民国，却是一代大家和文学巨匠的旷代盛世。胡适，鲁迅，林语堂，丰子恺，张爱玲，丁玲，萧红等，他们基本都活跃在这个年代，那个时候的文化结构古典而讲究，因为中西方文化激烈的碰撞和良好优秀的教育，作家普遍具备了丰富而敏锐的时代感触与学识，他们衣冠得体，品位不凡，又思想激进西化，满烙时代印痕。他们在这个时代相遇，相聚，成为知己或敌对成仇。时代阴晦黑暗的背景成就了隽永闪亮的文化记忆与文学传奇。他们被这个时代造就，也被这个时代摧毁。张爱玲的创作高峰就集中在1941-1942年间，短暂的几年写尽了一生惊艳的文笔，从此销声匿迹；鲁迅就死在这个时代，他死得绝望，死得孤独，又死得隆重，震惊文坛，谁能说，这不是他的黄金时代呢？正是这残酷的境遇和巨大的悲痛，与悲怆生活不得不进行的正面的相遇和注视，令他们的语言和思想兼具锋芒与苦痛，无人能及。一个与伤痕并行的传奇年代，即使如此痛苦，如此孤独，如此彷徨，它就是真相。一代被这个时代生育并被它一手毁灭的才子佳人们，谁都怀念它，谁都恐惧它；谁都渴望它，但谁都害怕它再一次降临。它就是宿命，就是黄金时代。它赋予了作家们以无尽的苦痛，无限的漂泊，这痛苦是创作不竭的源泉，漂泊突破了有限的时空和认知，带他们进入更遥远广淼的境界。失去是得到，毁灭如重生。得失之间复杂相助的轮回关系，就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大家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和证明。他们的生命变得像宿命般广阔，自然。遭遇并醒悟，是萧红巨大的幸与不幸。在萧红弥留之际，也是香港当时的杂志主编周鲸文和朋友骆宾基的鼎力相助。这种帮助和懂得，要来得比爱人的都要亲密和不舍，大约是因为同是一文化身份的惺惺相惜，使得他们自发互助，更懂得彼此所处位置的艰难与孤寂。随着电影的深入，旁白的模式渐渐隐没微弱，电影也仿佛开始进入了属于它的时空和叙述中，不再注意观众，也不再解释。影像完全陷入了自我沉迷的情绪中，在无数的日夜和对话中顺利游走，萧红反复被弃，她的要强和不注意保护自己，她那些爱人的软弱与犹豫。在电影的最后，电影与它濒临死亡的女主角一样，陷入了诗意与释然中，寻寻觅觅，周周转转，身世飘摇，情感跌宕，萧红在最初的一刻和在最后的一刻，都懂得自我生命的真谛：她终身写作，把自我的经历和身世传奇都写进了小说，她一直竭力保护自己的写作，安稳的感情和圆满的家无非都想服务于这个寂寞的目的；但她一生都没有成功，但她似乎也成功了。在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骆宾基满含热泪，在香港的街头怀念这早逝的友人，前方出现了萧红，她依旧青春，毫发无伤，不是医院里那具冰冷的尸体。她回过头来，眼神清澈而坚定，似乎已知真相。作家是悲苦的，他们很早就知晓真相；作家也是幸运的，他们因为知道真相而深刻并沉默。萧红的一生太过短暂，但她的文字却如此漫长，横跨了烽火硝烟，横跨过无数人的死亡和绝望，到达今天。她过早认出了风暴，认出了风暴前那不安的宁静。无数的鸟儿在这安宁中栖息，等到风起时飞翔。被世人记住的这个时代，并不是因为它的苦难，而是它苦难中的倔强和辉煌；而被世人记住的萧红，不是因为她的悲伤，而是因为她文字的广阔，她的生命如宿命一样宽广，顽强（署名党阿飞，转载请注明作者名及出处“时光网”，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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